7、提升职级比例
组织、编制部门考虑到财政负担等多种因素，对于法院职级、职数有严格比例限制，但在法院人员数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如果要继续发挥诱导，措施就只能是调整比例。2001年地方各级法院的职级比例比1987年有了全面提高：1、高院审判业务人员中，处级干部与全院处级以下工作人员之比由一般为1:2.3，最高不得超过1:1.7，提高为一般为1:1.5，最高不超过1：1.3；另外增加配备了副厅长级审判委员会委员，按正、副院长职数的1/2配备。2、中院审判业务人员中，处级干部与全院处级以下工作人员之比由一般为1:4.2，最高不超过1:3.5调整为一般为1：3.5，最高不超过1：3.3；科级干部与全院科级以下工作人员之比一般为1:1.6，最高不超过1:1.3调整为一般为1：1.3，最高不超过1：1；另外增加配备了正处长级审判委员会委员，按正、副院长职数的1/2配备。3、基层法院审判业务人员中，科级干部与全院科级以下工作人员之比由一般为1:2.3，最高不超过1:1.9调整为一般为1：1.7，最高不超过1：1.5 。并明确规定高院书记员配备正处长级至科员级干部；中院书记员配备副处长级至科员级干部；基层法院书记员配备正科长级至办事员级干部。[56]
由此，为解决人员编制激增而进行内部治理，在法院内部出现日益细密的层级分等，在最高法院和部分大的中院、高院就显示为：书记员—法官助理—助审员—审判员—审判长—副庭长—庭长—审委会委员—审委会专委—党组成员—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仅一级法院内部就分13个层级。由是在中国法院内部出现了以下非预期后果：
1、司法人员数量的投入本是为了化解诉讼的爆炸式增长，但是司法人员数量却也因此而爆炸式增长，在司法机构内部和外部产生应对此数量爆炸的新的管理、监督机构。对法官进行管理、内部监督的人员增多，从事审判的法官平均办案数量被摊平，平均每个法官的办案数量比率反而减少，司法投入并未带来相应正比例的回报：①不断的进行资源投入，但投入没有取得正比例的效益，边际收益下降；②投入被投入自身所侵蚀，恰恰是所用以增加效益产出的手段同时导致效益产出减低，从而出现内卷化（involution）[57]
2、由于法院人员数量过多，根本无法实现全员听审，各个独任审判员之间、合议庭之间、办案片区甚至审判庭之间，均无法彼此聆听，致使法院在所辐射的司法管辖区域内无法做到司法统一，不能做到在同一个事态上以一个声音说话。结果，同一个法院内，因为裁判人员的不同，对同一案件的结论不同，导致司法的裁断几乎完全无法做到可预测，难以获得“不同案不同判”这一朴素的平等观出发的公众的认同。最终的修复手段只好选择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原本增加法官数量是为了消解案件激增，而法官数量增大后，为了避免众声喧哗，抑制可能的案件承办人的滥权以及裁断不统一，做到一个声音说话，法院内部必然构建一个层级化的控制结构，而层级化的控制结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对承办法官的意见由较高层级的法官进行复核、核准、签发这一积久的作法。委托—代理链条的延长，导致法院内部效率进一步降低，就单位时间来统计，反而表现为法院积案增多，从而又产生进一步增加法官数量的需求。效率低—需求—反馈—投入—效率更低—再需求—再反馈—再投入……，形成结构化的恶的再生产。
3、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导致管理层级增厚，传递链增密，意志机关对末端人员行为的识别钝化，法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机会主义心理倾向增加。原本构建以司法替代群众运动和行政主导作为新的治理方式，以有效化解冲突、消解矛盾，从而增强政治正当的愿望，反而由于司法权恣意成为制造更大冲突、扩大更多不满、激化更激烈矛盾的因素，政治正当被冲击。类比罗纳德·里根的著名句式，最后很可能成为：法院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58]
4、法官人数众多，法官的自我认同降低、社会认同弱化，职业的荣誉感淡漠。如此大规模的法官行走于社会，公众、舆论等对法官行为的监控困难，难以通过及时的和事后的准确行为识别以遏制权力贴现。中央和地方财政亦均难对如此数量巨大的法官群体进行大规模的福利提升，无以通过货币收益实现行为诱导。不断涌入法院的法官候选人进一步稀释了只是在职位稀少条件下普通法官才具有的职业荣誉感，刺激普通法官和下级法官只有通过晋级、晋职而获得超越。
5、在任何非鲁滨逊世界的以人集聚的群体中，只要进行层级序列分类，就会搅动原本平和的状态，激活每个人的超越自我和超越他人的克服、竞争欲，以实现自我满足和社会认同，而当这种分类不仅带来稀缺性的物质实利也带来非物质的荣誉、荣耀感时，实现社会分层内的向上流动冲动更强。以上述诸种货币和非货币的诱导为工具，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法院院长对本院，强化了内部的以服从和被服从为特征的行政支配，从而实现了“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管住人达到管住事的目的。多年来学界疾呼的司法自主，最终只是在法院内部形成越来越强的“上命下从”甚至“主动请命”。法官为了晋升、提级、提职，一方面业务上取悦上级，另一方面审判、执行事务上不惜徇私、索贿，以获取向上层层运动的资本。整个食物链的最初级对象是当事人。社会不满虽仅指向承办案件的法官，但坚硬的科层制序列实际是诱导司法腐败的一个主要的刺激源。
舒马赫曾有名言：“小的是美好的”。[59]为什么机构是小的就一定是美好的？因为一个小编制规模的法院，才会消解因大而产生的上述流弊，实现意志与执行力合一，使得中国法院成为有作为的法院。法院编制增加导致的法院规模巨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法院效能降低的结果，促使我们对以编制增加应对案件数量增长的思路进行反思。
三、错误归因及应对措施的无效
本文第一部分细致的描述了每一次法院编制增加所处的时代政治，由此可体会到三十年法院的编制激增是整个中国政治治理方式转变之时势使然，每一次增编均系之于政制的改动，非法院吁请所能做如此大动作。[60]
但是，整个编制增加是基于一种简单的数学乘积公式的思路：单个法官单位时间内办理案件数量Q（quantity），法院的编制规模S（scale），案件发生数量A（amount），三者之间的关系为A/Q=S或QS=A。如果A扩大，则S势必扩大，否则无以应对。这种思路的一个变种是以人口为法院编制根据，即假定每单位人口发生冲突、纠纷的比例大致固定，那么人口增加，法院编制势必增加。以人口计算法院编制，与以案件发生数量计算法院编制的思路只是远因近因之别，归因思路一致。
传统的应对思路，即以这一公式的两个自变量切入：
自变量之一，案件发生案件数量A，被高度关注，但对此的立场是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是时势使然，仅能应对，较难改变。所能采取的只能是分流、降低进入诉讼的纠纷数量。
对另一个自变量，单个法官一年办理案件数量Q，多年来亦通过一些方式力图提高单个法官办案效率。但是各种提升效率的做法远不及增加编制对各级法院的激励那么强烈，由于人员激增导致的管理层增厚、委托-代理链条延长，实际导致提升单个法官办案效率的做法被抵消。
细读法院编制变迁历史，这一应对思路的脉络及效果无力清晰。
从数据来看，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实施后的第一年，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9月，地方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0万9千6百件，二审刑事案件4万1千件；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3万2千件，其中婚姻家庭纠纷36万5千件，财产权益纠纷26, 万7千件，二审民事案件4万件；各级法院共受理1万4千6百件经济案件，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与这类纠纷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61]而肖扬“一五改革纲要”前的1998年，全国地方各级法院就共受理各类一审案件541万余件，其中，受理刑事一审案件48．2万余件，受理民事、经济、行政、海事等各类一审案件492．9万余件，全国法院还受理了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各类案件220万余件。[62]2010年一年审理案件一千一百多万件（11712349件）。[63]
将这一数据变迁与中国同期政治经济社会相比，这一数据的基本走势是可信的。从1978-2008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发生巨大变迁。此前的三十年（1949—1978），不包括1954、1975、1978年3部《宪法》和7部组织法、1部选举法，仅在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过《婚姻法》、《土改法》、《工会法》3部法律。而2010年底中国法律体系中包括法律239件，行政法规690件，地方性法规8600件[64]。在这激荡的三十年历史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对法院影响日深。仅就民事、经济审判而言，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与《人民法院组织法》一并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标志着中国多种产权形式的出现，1988年颁布的《宪法》第一个修正案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这使得在公有经济一家天下的情况下，可以依赖共同的上级机关进行行政式的调处的方式逐渐萎缩。权力的重心日益向法院倾斜，大量冲突、纠纷的最终出口和决断正在或将要由法院裁判。
法院决策层即是以案件数量增加来主张编制增加应对。原最高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时任最高法院专委王秀红在200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说：法院受理的案件量越来越大，审判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各种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而法院现有的政法专项编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审判工作需要，建议为法院补充政法专项编制。[65]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高院张立勇院长在2008年全国人大会上亦呼吁说：1985年全省法院共有编制11020名，受理案件11万多件。2007年共有编制18810名，受理案件50多万件。编制增加了70%，而任务量增加了4倍。[66]
从三十年法院历程来看，法院编制激增直接动因似确是自变量一（案件数量A）激增这一前提，诉讼爆炸、受案激增表象上确是时势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