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法通过之后，公检法各自出了解释，加起来比刑诉法的条文都多。各家打架，争夺权力。我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名发表对刑诉法的统一解释，不让他们各自解释。这是我卸任以前发布的最后一个重要文件。”

   最有成就感的还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起草了这么多部法律，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还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1996年，研究修改刑诉法。陈光中教授提了一个意见，叫做疑罪从无，证据不足不能定罪，应当宣告无罪释放。我接受了他的意见。他提了几个意见我觉得都可以。到了最后快要通过的时候才修改，开头草稿的时候没有写进去。

   那次修改刑诉法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把检察院的免予起诉权给抹掉了，不让它有免予起诉的权力。当时对此争论很大。你免予起诉就等于说人家有罪你不起诉，但有罪无罪是法院才享有的权力，检察院没有，所以我就把免予起诉的权力给废掉了，检察院意见很大。

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乔木同志建议取消检察院，把检察院的业务并入司法部。我提了不同意见：第一，检察机关存在了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大问题，宪法通过后仓促取消检察机关，人家思想上可能接受不了；第二，我认为检察院有好处，检察院独立于行政部门以外，处理行政违纪案件比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更好办。

   原来规定死刑只有枪毙这个方式，我觉得枪毙不太文明，所以1996年刑诉法修改的时候，加了枪决以外的其他方式，可以用注射、电刑等，美国就用这些办法，这比枪毙文明，是个很大的进步。

当年公检法、中央政法委、安全部都一起参与讨论，我特别列出不同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讨论。开了将近两个月的会，每天都讨论，把争论的意见都列举出来。

刑诉法通过之后，公检法各自出了解释，加起来比刑诉法的条文都多。各家打架、争夺权力。我又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名发表对刑诉法的统一解释，以文件形式下发，很长的一个文件，不让他们各自解释。这是我卸任以前发布的最后一个重要文件。

我的福建老乡就说了，修改刑诉法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行政处罚法老百姓不喜欢了。我说你不了解，行政处罚法不是规定要怎么样处罚，而是限制处罚，不能随便规定处罚，他才明白了。

   劳教本质是违法的，法院矫治是个办法，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制定出来

   刑法的修改也不容易。1979年制定刑法的时候，想把军人违反职责罪纳入到刑法当中，当时搞不出来，就空着。后来军队方面搞了惩治军人违反职责条例，我就找军队的同志讲，还是统一到刑法比较好。军队不愿意，提了个要求，说可以放到刑法里面，但是只能照搬，不能改。我说你这个也不行，条例提交人大审议时也是可以修改啊。我去找张万年同志说，还是放在一起好。高检要搞反贪污法我也不同意，我说刑法还是要统一。刘复之（时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是我的老领导，但我一直不同意他单独制定反贪污法，他说反贪污法也有诉讼程序，我说诉讼程序也归到刑诉法里去嘛。彭冲说你跟刘复之谈去，我说不行，我不敢跟他谈。我起阻挠作用，不通过反贪污法，他也没跟我提意见。

公安部想通过收容审查条例，我也起了阻挠作用。当时在北戴河，我找到了胡启立，说启立同志，不经过法律程序关人只有在非常紧急的状况下才可以这么做，没有经过法院就关人是不行的，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他说我找乔石同志说一说，这样就没有通过收容审查条例。后来公安部一位副部长跟我说，收容审查没有了，我们就少了个工具，工作起来就困难了。我跟他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要依法你工作就困难了，不依法你才能开展工作。当时我在人大办公楼的过道上跟他辩论起来。当时还有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他要加上一条类推，我说治安管理条例处罚已经有七八十种了，我不同意再加类推，刑法搞一个类推已经受不了了，法律专家有意见，你还要加。

劳教本质上跟收容审查是一样的，都是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定的制度，主要是针对当时的街头打架斗殴现象，没有办法管，只有劳教这个办法。现在提出了法院矫治制度，我认为是个办法，法院判法院执行，检察院可以监督，不知道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没有制定出来。

   82宪法印象最深刻：废除领导终身制，规定土地所有权

   1982年宪法修改案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人大是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整个起草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一共开了五次会，有三次都是逐章逐条讨论，有一次是逐章讨论，所以是认真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当中一些重大问题做了决策，一件事就是废除领导终身制。当时在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得连任超过两届，还有一种意见是不得超过三届。过去连任三届是很普通的，像毛主席多少届了，周总理多少届了，所以连任三届也很自然。争论很激烈。我记得当时方毅同志极力反对连任三届，认为连任三届和终身制差不多了。他极力反对，所以就规定不得超过两届。

我记得当时还争论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国有问题。起草宪法才发现1954年宪法对土地所有权根本没有规定。奇怪了，土地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不做规定，所以这次就要规定土地所有制。当时一个争论就是土地国有，因为有些国家或地区，如香港，别说土地国有，都是租地、买地的。我们研究认为不能土地国有，因为农民分了土地，对土地非常重视，如果规定了土地国有制会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以没有规定土地国有，规定城市是土地国有，农村是集体所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时还没考虑包产到户、大包干，所以1982年宪法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其实当时还留有人民公社，只是把人民公社降到和农业合作社一样的地位了，但是还不敢割掉，为什么？怕震动太大了，担心农业生产资料会被破坏。当时的意思是取消人民公社，但是暂时还不能废除，突然废除了农村就要大变动了。直到以后修改宪法时才把人民公社勾掉了。

   民法典要长期做

   我们那时起草法律都是很下工夫的。民法通则最后通过时对审议的草案删掉了15条，增加了40条。我到四川出差，日夜赶，跟顾昂然一起，两个人干了一个星期，每天从早上8点钟干到夜里12点，才把民法通则赶出来。

   我退下来的时候刑法典已经有了，民事诉讼法也有了，刑事诉讼法也有了，就是民法典没有弄出来，民法典是最难弄的，拿破仑法典我记得是1800条，所以民法是要长期做的。

我卸任前，专门召集了几位专家，成立了民法典起草小组，让他们起草民法典。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们现在把民法先编民法通则，然后把物权法、侵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等，一个一个编在一起，不就出来了吗？

   官员财产公开法国外都有，台湾地区的马英九也公开。这个法律比较复杂，得认真研究。公开财产的范围是什么，这就比较难弄。有人说比较明显的是不动产、存款、证券，还有人可能有其他的意见，比如说金银珠宝要不要登记，要登记又怎么登记，这些都不简单。

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我还是会搞立法。我觉得起草法律，我有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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