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问题非常复杂而深刻，不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过去30年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技术是非常高超和务实的，但中国还需要解决未来的问题。”
全球经济的热点问题，都在2013年4月7日-8日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被来自全世界的大人物们热烈讨论，而其中热度最高的，仍旧是中国经济。
依靠“中国模式”的独特路径，过去的10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10.7%的傲人增速，GDP增长了5倍，达到2012年的近52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人均GDP则达到6100美元。
这在全球可谓风景独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女士在演讲中提到，过去五年，亚洲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2/3，而中国贡献了其中的一半。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盛赞，“在短短30年中使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看到过去20年时间里，中国粮食生产率每年上升了2.6%，农民收入翻了15倍，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与此同时，在博鳌这个思想的集汇地，也不乏“中国模式”的批评者，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必须进行改变。
一场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全方位激烈争辩，由此展开。
经济增长：充满火药味的辩论
六位外国学者与两位中国经济学家就此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现场火爆到主持人不得不数次强行打断嘉宾的发言。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高增长是否必要，是博鳌论坛上经济学家们争议不休的话题。
2013年4月8日早上，“中国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分论坛上，六位外国学者与两位中国经济学家就此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现场气氛火爆到主持人不得不数次强行打断嘉宾的发言。
否认自己是乐观派而是“客观派”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还有20年保持年均增长8%的发展潜力。与其类似，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认为中国还有10-20年年均增长7%-8%的潜力。
但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思（Martin Jacques）对此表示怀疑，“我觉得你们过于乐观了，中国是追赶型经济体，高速增长已经走到头了。”他还说，“我搞不清楚开始为什么谈8%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面临什么问题。”
的确，当年GDP增长8%——俗称“保八”，似乎近年来已成为一个惯常的政府施政目标。据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美国财经作家龙安志 （Laurence J.Brahm）考证，“保八”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朱镕基提出的“三个确保”，即确保当年经济增速达到8%，通货膨胀率低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此后的“胡温政府”则几乎每年都会提出8%的GDP增长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数字不那么重要。”龙安志认为。
库恩基金会主席、《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库恩的观点与龙志安相同，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光看GDP，还要看经济结构和GDP的组成，比如消费所占比重就比单纯的经济增长率更加重要。他强调中国要关注公平问题。
但他们的观点遭到樊纲的反驳。“我想提一个反问，如果没有8%的增长率，我们会不会对3%的增长率满意呢？”他说，“保八”意味着每年可以创造10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中国还有数亿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业不足是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提高增长质量，但我们不能忘记数量，必须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在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投资密切相关。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40%，2003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博鳌论坛的主持人之一、彭博社记者Stephen Engle概括过去十年他看到的“中国模式”就是“投资、再投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8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在21%左右。与之相反，中国目前消费率仅为48%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是80%。
其实，中国多年前就想要扭转这种格局。自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时，政府文件中就提出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200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中国经济必须从依靠投资、出口转向依靠内需。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出口锐减，消费难以倚重，为保持GDP高速增长，只能选择加大投资。4万亿财政投资和10万亿银行信贷资金将投资率推高到60%以上。
由此，15年来，消费率不增反降。
中国的消费不振本身也是一个独特现象。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研究，多数国家在人均产值达到3000-4000美元时，会经历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但中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仍未有拐点出现。
在本次博鳌年会上，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认为，从人口结构角度讲，它可能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持续三十多年，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全社会人口替代率的下降决定了每个家庭的理性消费倾向是存钱防老。
龙安志则认为，在中国由于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改革进程中城市资金投入到农村中也面临各种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储蓄率（等于投资率）这么高。他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使中国建立起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一直以来，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等问题。2013年的博鳌论坛上，美国前贸易代表查赫·巴舍夫斯基女士再次提出，50%的GDP来自投资这一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投资仍然很重要，但要转向其他的方面，投资以刺激消费为导向的增长。”她对中国的建议之一是，放开户口制度，解放3亿农村人口，使他们成为消费者和有效率的劳动者。
但林毅夫当场反驳：“我不同意巴舍夫斯基女士的说法，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的消费在过去30年中增长非常快；其次，如果中国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的增长，会陷入像美国那样的危机。”
从世界银行卸任归来后，林毅夫主张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博鳌，他继续强调“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不足”的观点，“我认为消费是重要的，但不能作为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这要靠现有产业里的技术不断创新”。
马丁·雅克思赞同中国的投资和消费比例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他认为消费不足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是低水平的。中国花在社保上的国民收入是35%，而发达国家是50%；二是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工人的收入一直没有大的增长。
这番比较也立刻引起了樊纲的反对，他认为不能把中国的社会保障标准提高到过高水平，“如果把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生活相比，当然中国的老百姓有理由不高兴，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50年才能达到人均5万美元的水平，所以这样的比较是不对的”。樊纲认为，消费取决于收入水平，工资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而中国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
“我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非常复杂而深刻，不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马丁·雅克思说，“过去30年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技术是非常高超和务实的，但中国还需要解决未来的问题。”
国企的批判者与辩护者
中外嘉宾再次针锋相对，只不过这次帮国有企业辩护的是“老外们”。
“中国模式”的另一涵义，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频繁介入市场，并通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加强对经济系统的控制。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就职讲话中曾经表示，政府要“壮士断腕”，斩断干扰市场的行政之手，但他同时表示，难度会非常大。
本次博鳌，2013年4月6日题为“政府与市场：新环境 新思考”的分论坛对此也展开了专题讨论。有意思的是，出席该论坛的中外嘉宾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阵营，只不过这次“中国模式”的辩护方成了“老外”，激烈的批驳者则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张维迎。
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一如既往的鲜明——“过去10年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政府不把国有部门的比例减到10%以下，中国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如果政府不逆转国有部门主导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张维迎认为很多人都有个误解，以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由于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国有部门的强大，事实上过去10年不错的增长是因为前20年改革的红利积累所致，中国成功是因为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在过去10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他说。
而在此前一天的“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上，这位经济学家已经发表了一番类似观点，他说，别的国家是市场做不了的交给政府做，中国则是国企不愿做的才让民企做，政府应该放手砍掉国有投资，彻底废除“忽悠人的”产业投资政策。“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政府要做的是放手、放手、再放手！”
当时张维迎的这番话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但在第二天的论坛上，他却显得势单力薄——几乎所有与他同台的嘉宾都唱了反调。
法国电力公司（一家法国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CFO托马斯（Thomas Piquemal）认为，中国经验最为重要的措施是从上到下的监管，他注意到近十年中国、韩国、德国取得令人瞩目的高增长的一个共同点，是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规划，而非短期投资主义。托马斯对中国国企大加赞赏，“我非常惊奇地看到中国国企现在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前我以为国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法国圣戈班集团公司前董事长路易·贝法（Louis Beffa）也附和说，32年来他看到中国国有企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他认为张维迎大大低估了国有企业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贡献，“我只能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了这么大的成就，国资委下面的一些公司建立了很好的规则，为中国做了很多好事，我了解中国的竞争对手，知道它们是怎么增长的，它们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一。”
而在被问及“中国国有企业获得银行的优惠待遇是否公平”时，路易·贝法则回答，“这要看是否涉及战略性行业，有战略性行业就应该让国企有优势。我个人支持对国企部分私有化，但如果想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角色、大块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才行。”
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梁锦松则认为，不应该把国企和私营部门对立起来讨论，香港作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但由于没有强大的本地银行而使政府需要进行干预的关键时刻感到很困难。梁的这番话使人想起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香港金融系统不得不求助于中央政府才免遭劫难。
梁锦松本人也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独立董事，他认为国企上市之后，最主要的目标是要确保不受政府官员不恰当的干预，只要政府意识到这一点，且董事会的权利可以按照市场规则得以保障，依照市场经济模式进行管理，国企是不是由国家控制已经不重要。
印度汇丰银行董事长Naina Lal Kidwai以印度银行业和制药业的经验为例，也赞同梁锦松的观点。“作为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我觉得监管体系的力量非常重要。竞争使得标准建立起来，国有不国有没有关系，只要企业独立进行竞争。”
不过，上述张维迎的“论敌”均有国企背景或是其利益相关者。
虽然论辩双方的人数相差悬殊，但张维迎教授显然愿意舌战群儒，他一一反驳上述观点——有三个可怕的错误理论：第一，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有竞争，只要有好的监管；第二，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有很好的治理；第三，私有企业也可以成为垄断企业。
张维迎说，事实是：第一，中国经验表明只要政府和国有部门想要垄断，根本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和定价，因为国企总是得到特别优惠的政策、特权；第二，国企很难进行很好的治理，“我也是一家国企的独立董事，我很清楚政府总是有权指定它的CEO和董事长，他们基本上就像政府官员一样”；第三，和西方不一样，除非背后有政府的支持，没有任何一家私企可以垄断市场。至于战略性行业，“我想问，什么是战略性行业呢？所有的战略性行业都是新的行业，那是政府所无法理解的。”
“在中国，国有部门已经成了不平等的源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关于创新我们只需要两点，一是自由，二是知识产权。为什么中国人不具有创新精神呢？因为他们只关心短期收益而没有长远眼光。为什么没有？根源在于他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为什么不确定？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政策总是变化，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能只关心今天的情况。”张维迎问道，“那他们怎么创新呢？”
也许是受到了某种触动，之前似乎不愿介入这场论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随后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不是特别反政府，我也不反对任何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不过我确实认为政府按一下按钮、拉拉控制杆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普通人获得好工作，必须靠创业企业、小企业、底层的企业，这才是经济活力的真正来源。”
而在国企问题上，“客观派”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观点有很多相似处，他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过度集中在几家主要的银行和股市，只有国企才有渠道获得好的金融服务，国企之前也得到了很多政府的补贴，“现在中国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没有理由再给他们补贴”。
樊纲也指出，要国企放弃自己的垄断，不是容易的事情，更可行的办法不是改革国企，而是创造、鼓励国企的竞争对手。
中国债务风险之谜
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早前表示，将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推出一些制度，“给人家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GDP模式，使政府债务风险成为近年来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本次博鳌年会上的“债务风险，下一个爆发点”分论坛，本是要讨论继美国、欧洲数国之后，下一个债务风险的爆发地将在哪里，但中国地方债的规模和风险也成为其中心话题。
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比较明朗，为7.7万亿元，但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不高。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为凑齐配套资金，建立了大量融资平台，也发行了很多债券。
前财政部长项怀诚查阅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一共是三十多万亿元，债务率约为37.8%，但他坦言，“中国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地方债务的统计数字可能会偏小”，加上2012年新增几万亿的债务，中国的债务率约为40%左右。项怀诚认为这一规模总体是风险可控的。
但3个月前巴克莱集团的一份报告认为，当下中国养老金缺口估计约占2011年中国GDP的35%，中国政府负债总额可能已占到中国GDP的62%-97%。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也认为债务潜在危机已经很大，她称之为“中国式次贷”，具体表现为中国的地方债以“影子银行”的方式在增长，债务情况不透明。债务危机的风险远远大于股权的风险，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而且，中国地方债的增长方式是靠投资带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大家都很希望它不出现问题，但中国的事情在出现之前一般掩盖的时间比较长，一旦出现之后就很难控制。”她警告说。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进入“拆东墙补西墙”、循环举债的周期。在2013年3月24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财政部正在部署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调查，分析其中的直接风险和或有风险。
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源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三大税种——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的大部分由中央和省级以上政府收走，但交通、教育、卫生等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承担，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而预算法又明文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不列赤字，不得发行债券，因此地方政府只好通过搞土地财政和组建各类地方融资平台筹集所需资金。经济学家、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指出，地方官员们也并不担心债务风险，因为他们干几年就会调动或升迁，这是一种道德风险，解决办法是让地方政府有自治的权力，同时加强问责制。
而楼继伟之前也表示，将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推出一些制度，“给人家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尽管中国的债务率在全球来看还算比较温和，但胡祖六仍认为情况可能会发生逆转。理由是，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是25.7%，如果把地方融资平台和各种预算外资金加在一起，财政支出占GDP的规模可能在35%-37%之间。但中国马上将迎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社保、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欠账很多，据他测算，把这些新的政府公共支出都算上，上述比例将再提高8-12个百分点，接近50%。“这是什么概念？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才36%。这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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