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瑜说，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山不转水转，观念不同了。

   这些年，法官渐渐成为一个新的吐槽群体。长期干着超出自身权能负荷的工作，不少同行哀叹，明明办案越来越专业规范，法官对当事人的态度都快低到了尘埃里，为什么社会评价反而降低。我说这其实很好理解，这是个倒逼的时代，一方面，民智已开，权利意识、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远胜既往，另一方面，公权部门“走、转、改”的速度以及能力、意识与自己比有进步，但与民众要求和大势相比仍未达标。

   当下的诉讼焦点，不是十几年前的家庭内部、邻里纠纷，而是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可能还面临无力诉求的纠纷。司法不是浪漫的圆舞曲和书桌上的高头讲章，在一些案件处理中，法院没法单打独斗，不仅得学会在政治层面上思考怎么进行利益衡量，还须紧紧依靠党委政府、依靠各种社会力量去化解纠纷。更重要的是，司法的位置一日不真正理顺，就制约不了那些恣肆的“以法之名”，就挥不散那些捭阖勾兑的暗影，在很多事情上就注定要妥协要受委屈背黑锅。

   前段时间审理了一起排除妨害纠纷，开发商在城中村建高楼，附近村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赔偿标准谈不拢，村民搭建帐篷堵门阻工，有司调处无果，遂诉至法院。这类案件无疑是烫手的山芋，双方对垒已历时数月，拉锯战中都有过激行为，法官哪怕是言辞上稍有不慎都会被指责偏袒，但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开庭那天，旁听的村民坐满了法庭，跟当初阻工一样，出面的都是老弱妇孺，男丁则隐于幕后遥控指挥。两名被告坚持不请律师代理，庭审质证一度很困难，常常辞不达意答非所问，法官不得不一再释明。受案之初院里做了很多疏导工作，休庭后我又跟旁听的村民继续沟通，在七嘴八舌的鼓噪中耐心劝说他们放弃阻工走法律救济途径，没钱请律师我们可以代为联系法律援助，但她们不相信政府会站在村民一边，不相信法庭能带给她们眼中的“公正”，“输了就上访，随你们怎么判”。

   案子终于审结了，各方协调配合下，算是平安着陆。这不是个案，现实中，法官常常都会有这种“理直气不壮”的纠结，即很多法律上能说清的问题，在实践上行不通。过去学法律的时候总是被教诲要崇尚法律，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但现实的结案标准不仅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和程序合法，还必须加上“案结事了”和“社会认同”两条，解决矛盾单单依靠法律难以奏效，更高的权力往往才是最后的“终结者”。于是，某高院院长的三句话一度被奉为业内圭臬：“搞定就是稳定”，把事情矛盾解决；“摆平就是水平”，把各方面的诉求照顾到，减少信访；“没事就是本事”，稳定了和谐了，就天下太平了。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调侃中国法官的段子：屁股坐在大陆法系的审判席上，脑子里转着英美法系的念头，肩负着和谐稳定的重任，引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规范，却想努力写下一篇中华法系的判决。细细想来，转型期社会的司法，这种尴尬某种程度上确实客观存在，法治的进程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司法终究会回归本位抵达理想彼岸，但我们这一代法律人也注定会是默默承受时代碾压的铺路石。

 （2013.9.30长江日报4版“长江评论”【法边馀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