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culture）一词，习见习闻，似乎每个人都能理解。然而细究起来，却发现文化意义多歧，很不容易界定。有论者曾经指出：“文化实有的内容太复杂了，复杂到非目前的语言技术所能用少数的表达方式提炼出来。”曾有西方文化学者克虏伯和克勒克洪研究“文化”一词，居然列举出161种定义，后来人列举的自然更多。

探究“文化”，自然会发现它可是包罗万象：文化覆盖了人类活动的重要部分，举凡宗教、政治、经济、艺术、科学、技术、教育、语言、习俗等等，无不是文化。著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梁漱溟先生谈文化，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那么，所有产生此治安此条理秩序，且维持它的，如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亦莫不为文化重要部分。……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一般认为，文化指的是后天、历史地形成的群体成果和行为方式。文化涉及的“主要是行为模式，人类行为的方式”（属于行为类型），还包括“思想以及情感模式”（涉及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和其他一些通常不能被称为行为的东西，属于非行为类型）。有人指出：文化包含了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

文化包含外在表现和内在蕴藉两部分。外在表现是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各种物质呈现，内在蕴藉是各种思想观念。考察文化，一般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文化理想，即文化中各种思想观念；一是文化实践，即将文化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的实践活动。

人们不能脱离文化而生存，文化可以发展，可以传播，可以衰退，但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整体成果不会消亡。

毫无疑问，许多法律现象可以溯源于文化现象。

法律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一是精神文化，主要涉及法律理念、价值观念以及司法人员的意识结构和精神结构中的其他要素，如司法中的人权意识、正当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和司法人员的理性能力和良心等，都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文化。

二是物质文化，包括司法机关的标志性建筑以及建筑上体现司法精神的各种符号，法庭格局，法袍和法槌等司法道具。其中，法袍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鲜明的司法符号，人们可以通过法袍这一符号系统对法官进行了解与识别。包括法袍在内的服装不仅是人的性别、年龄的符号，也是显示人的身份地位的符号；有些服装还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符号。

三是制度文化，法律本身构成了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制度，都是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发展，往往体现为制度的进步，民主制度显然优于专制制度，具有公正品质的法律也显然优于代表专横权力的法律。

四是行为文化，文明是与文化接近的词，规范化的行为会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例如文明的行为规范体现为一套礼仪，司法活动既然是人际活动，人与人的互动也要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司法礼仪在法律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足为怪。

人们常常提到“文化建设”，仿佛文化可以像脚手架，七手八脚可以建构出来。的确，文化的物质表现是可以速成的，例如司法机关盖起大楼、穿上法袍、掂起法槌，只要有足够资金，很快可以实现。难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打造，这种文化需要的是涵养工夫，没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滋润，很难形成沦肌浃髓的优良文化气质。

当前的法律文化建设，应当以重塑司法精神、转变司法理念、培育司法人格和加强人文素养为主，尽管这种文化培育不像物质文化呈现那样容易展现成绩。司法是有着深厚精神文化与历史传统的活动，司法机关重铸司法灵魂十分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认识司法的历史，以过去的文化作为参照，认清现代的文化有哪些属于过去文化的传承，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察觉文化随时代而生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文化既可以抽象也可以具体。在推进法律文化发展的时候，不可专注于民主、文明、公正等抽象概念，还应重视诸如法庭格局之类的具体法律文化，尤其是对于劣质的司法文化不能视而不见，如示众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嫌疑人、被告人外在形象的羞辱（剃光头、穿号坎儿、把人折成九十度角之类）都属于劣质的法律文化，不祛除司法的这些不文明表现，所谓“法律文化建设”容易成为一种伪善。